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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

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一個國際關係視角的解讀

熱度 1已有 1138 次閱讀2014-12-19 11:54

自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支援澳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之論述後,以發展第三產業為中心的「經濟適度多元化」論日漸成為澳門經濟發展的大主題。隨著澳門經濟的不斷發展,政、產、學、研等社會不同界別紛紛對經濟適度多元化這一論述進行理論解構及政策分析,以在中央政府的宏觀指導之下共同構築出一條適合澳門社會的發展道路。筆者冀以國際關係之理論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來嘗試解讀一下中央這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提法的動機及意義,以資參考。

 

國際關係視角的意義

有論者認為,澳門僅是一地不過三畝,人不過五口的彈丸之地,既非像新加坡般的獨立政治實體,又非像台灣、直布羅陀般的處於敏感戰略地帶的霸權主義國家之前殖民地,其一區域政策何談得上與國際關係有關?然而,國際關係理論框架中的行動者(actors)及持份者(stakeholders)並非只有傳統的西伐利亞式主權國家(Westphalian sovereignty),而是兼有如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跨國/跨地區組織、民間社會、社群團體、甚至是個人等。日本「國有化」釣魚台之事件便是一個地方政府及一個區域政策如何牽引、誘發大國之間國際關係的波動的最佳例子:起始提出這一「購島」方案的不是作為國家領導人的首相、亦不是代表了國家執政意志的內閣官員,而是以地方政府領導人身分行事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釣魚台「國有化」原來作為東京都的一個地方主張,最終亦在時任日相野田佳彥的手中轉化成日本的國策。故此,國際關係學者從不未經推敲就肆意抹殺任何可能左右國際關係發展的變量,包括一國兩制下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這一制度創新。由是觀之,以國際關係視角去解讀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之論述,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攘外」的解讀

這一解讀的直接注腳是由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飛提出的。他在本年123日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主辦的專題講座上發表的<澳門基本法與特區發展>講話中就提到澳門在制訂經濟發展策略的同時,「必須考慮到內地和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安全、穩定及發展利益」。這一提法,顯然與過往中央政府對澳門經濟發展一貫「鼎力支持」的說法有所出入,並把經濟發展分別與「本地整體利益」和「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安全」掛勾起來。若說前者僅是將經濟發展須顧及社會公平及分配正義,以維護澳門社會穩定的老調重彈一次,那麼後者就不得不說是一個「理論創新」了:首次將本澳的產業政策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論述,從而作出「澳門經濟應適度多元」之研判。這種政策綱領的大轉變,在人民共和國史上並不鮮有,但對澳門而言則是少之又少。在毛周鄧年代,澳門與香港被中央並視為「釘在帝國主義身上的一口釘子」,但由於澳葡的實質政經影響力遠不及港英及其背後的以美國為宗的資本主義陣營,故此在周恩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下,澳門雖勉強說得上是中國國家安全佈局中的一個考量點,但僅是配角中的配角,而且中央對本澳的發展策略素來是不甚掂管的,故此中葡聯合聲明的商議直至簽訂過程可以說是毫無間隙的。回歸後,江胡時代,對澳政策的主旋律一貫是經濟持續成長兼顧社會穩定發展,多談民生而少談政治,故此更無所謂澳門經濟發展與國家的經濟社會安全有關的提法出現。因此,這個提法是習時代的新產物,是中央在對當前國際形勢考慮下得出的理論闡述及制度安排,例如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置,將港澳特區事務在國之大政中的定位從廣義的「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延伸至更狹義的「政體安全」(security of the polity),並以實際和具體的政策指導及制度安排作為連結。國際關係理論,特別是中國所奉行之「防禦性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認為國家安全政策「網」之調整,其涵蓋範圍的廣納,是國家在感知或預測到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因素後,進行利害計算,從而作出的博弈選擇。簡而言之,即是在策略計算後便要及時「攘外」。如此一來,吾人要解答的問題便是,攘甚麼「外」?筆者僅以一拙筆嘗試給出一個解讀:

 

中美關係

中國主張與美國建立以「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核心內涵的新型大國關係,而美國以避免崛起中的後發強權(中國)與已崛起之先至強權(美國)雙方發生衝突為前提,表示願意建立這種中美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但對外交史及中美關係稍有涉獵的人都會都知道,無論是箭在弦上的局勢中簽訂定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還是是次的新型大國關係的提出,中美關係的兩個互為表裡的核心問題,即「對利益及價值上認識的分歧」以及「相互的不信任」,始終貫穿其中,導致中美兩大國的關係仍未達到真正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的階段,頂多只能說是「在特定情況下對特定議題(如朝鮮半島核問題)有默契」。在這個脈絡下,在澳門以外資(尤其是美資)為主的各大賭業財閥便有可能是中央提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政策申張所意指者。國家安全的利益計算,毋寧是一種風險管理,即是一種將潛在風險發掘出來,並設法減低、甚至消除之的哲學。故此,每年數以十億元計的國內資金(當中為數不少的甚至是被官員非法攫取的國有資產)透過澳門的賭場流失到國際市場上所牽引的國家「經濟社會安全」問題,有違中國意欲與美國建立以平等互惠為基軸的新型大國關係的「發展利益」,就是中央可以「明碼實價」地計算得到、並能用政策工具予以壓制的「不穩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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