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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立法不破則難立

2014-2-5 11:42| 發佈者: Admin| 查看: 827| 評論: 0

摘要:   本澳最低工資立法是近一兩年討論較為熱烈的問題,伴隨特區政府“最低工資”草案諮詢日的結束(十一月十五日),社會討論程度更為激烈。從近年討論的情況來看,勞資雙方對於最低工資立法各持己見,雙方觀點基本對 ...

  本澳最低工資立法是近一兩年討論較為熱烈的問題,伴隨特區政府“最低工資”草案諮詢日的結束(十一月十五日),社會討論程度更為激烈。從近年討論的情況來看,勞資雙方對於最低工資立法各持己見,雙方觀點基本對立。從勞方觀點來看,立場一貫堅定,共識性較高,普遍支持最低工資立法;從資方觀點來看,立場亦較鮮明,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的聲音較多,尤其是中小微企反對聲音較強。以此看,要順利推進最低工資立法,關鍵在於破除來自資方的阻力。


各自立場思考

  誠然,破除資方的阻力並非易事,但也並非不可能為之。時至今日,勞資雙方關於最低工資立法的必要性、時機、訂價機制等多個核心問題的看法分歧較大,難以形成共識。導致這種困局的根本原因,在於勞資雙方基本都只是站在各自的立場上思考問題,忽略了站在探清最低工資立法本質,以及化解負面效應途徑上思考問題。因此,要使勞資雙方盡快達成共識,順利推進最低工資立法,首先必須探清最低工資立法這一行為的本質屬性,其次則是破除資方的擔憂,最後則是制訂合理的訂價機制。


  首先,關於最低工資立法這一行為的認識,資方有觀點認為這是政府不當干預本澳市場自由的一種表現,扭曲了正常市場機制;又或認為這是政治團體為了爭取選票而提出的政治理念,並不切合實際。對於這樣的認識,我們認為資方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本澳市場是一個自由的市場,也應是一個自由的市場,但它更應該是一個健康的自由市場;現實來看,本澳市場總體上是健康而自由發展的,但由於市場機制的缺陷致使其並非完全健康而自由地發展。也就是說,資方在對最低工資立法做出認識時,只注重站在尊重市場“自由性”的角度而忽視了站在尊重市場“健康性”的角度來認識問題。實際上,市場機制的功能在一個不健康的自由市場中更難以發揮其應有的功效,忽視市場“健康性”,是對市場機制本身存在缺陷的否定。著名的凱恩斯經濟理論已經否定了市場機制完美無缺的論點。


彌補市場缺陷

以此而言,推進最低工資立法雖然很大程度上出於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的考慮,但根本上還是為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而提出,是為市場的健康運行而提供必要的保障。彌補機制缺陷或者提供健康保障,往往需要法律或者行政手段來適度調節,通過適度的調節使本已扭曲了的市場機制重新走回正軌,促進企業優化重整生產資料。可以說,推進最低工資立法並非是干擾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而是為恢復正常的勞動力市場價格而採取的一種合理的市場調控行為,是對市場機制缺陷的一種合理彌補方式。


  其次,關於資方對實施最低工資可能帶來多方面負面影響的擔憂可以理解,但這些擔憂不應成為阻礙最低工資立法的阻力,而應成為推進科學合理最低工資制度建立的重要參考因素。從本澳目前的情況來看,資方對於最低工資立法的擔憂,主要在於擔心最低工資實施帶來的企業營運成本的增加,難以通過有效的途徑化解,往往只能通過轉嫁成本、減少勞動力等較為簡單、直接、粗放的方式化解,由此會導致一系列經濟和社會負面效應。這種擔憂儘管有一定的道理,但主要基於安於現狀的消極應對,而非基於開拓前行的積極進取。以此而言,資方試圖通過抛出成本轉嫁論或者叫消費者決定論,以此轉移公衆視線引導勞資矛盾轉化為社會同勞方之間的矛盾,進而成功抽身事外摘除社會責任,引導最低工資立法向着短期內看似有利、長遠上未必有利於維護自身利益的方向推進,實為不明智、也不負責任之舉,嚴重折損了本澳企業乃至市場經濟國際化發展的良好形象。再說,成本轉嫁這種可能雖然存在,但是從企業眞正務實發展來看,最低工資如果在企業能夠承受的範圍內,以及企業自身出於維持競爭力的考慮,往往不會隨意轉嫁成本,而會尋求其他途徑化解。


成本轉嫁消極

  實際上,最低工資造成的增加成本,是可以通過其他更為有效的途徑予以化解的,因為企業營運成本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比如管理、技術、資金、原材料等成本。這些成本往往還存在着調整的空間,通過調整優化成本結構,分攤最低工資所帶來的成本衝擊,實際也是一個有效的途徑。如此一來,最低工資的實施不僅不會影響到企業的正常運轉,還將有力地促進企業積極優化成本結構,推進企業進一步優化整合,從而使企業形象和競爭力能進一步提升,對於處於轉型期的澳門經濟社會發展而言,將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現在資方一再強調定會轉嫁成本,或者只能通過轉嫁成本來化解最低工資立法的影響,是否有建立在科學合理應對或者審視自身承受能力的考慮之上?換言之,即是資方在做出消極的應對選擇之前,是否有積極、認眞、系統地審視過自身的財務、收入情況、員工薪資佔其成本支出比例情況,以及成本管理情況,進而評估出自身的承受能力,探尋出更多元、更積極、更有效的應對途徑來化解最低工資立法所帶來的影響?如果有,那麼資方為何到目前為止無一提出其他解決之道,而又不將其相關情況公佈於衆尋求社會獻策?如果沒有,那麼資方抛出的成本轉嫁論,或者消費者決定論又怎能讓社會信服?到目前來看,資方表現出來的行為,並未讓社會看到其積極作為的一面,反而是看到其消極應對的一面。因此,綜合觀之,成本轉嫁論或者叫消費者決定論,不能也不應該成為本澳推進最低工資立法過程中一個巨大的阻礙,更不應該成為企業自損形象、社會矛盾擴大的影響因素。


再次,關於最低工資立法推出的時機選擇,資方認為時機並不成熟,最低工資立法不宜操之過急。對於這種意見,我們認為本澳最低工資立法早已時機成熟,此時提出時機選擇論,實際上是一種有意拖延立法進程的一種託詞。因為,從最低工資立法提出的時間看,勞資政三方均已有多年的心理準備。從澳門總體經濟發展宏觀環境、就業環境、扶持企業的政策環境,抑或從微觀局部試點(政府外判清潔、保安服務最低工資制度和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情況看,最低工資立法具有相當寬鬆的經濟社會條件。可以說,推進最低工資立法的時機已經成熟,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立法內容的擬定上務求做到科學化、合理化,以確保制訂的最低工資制度能夠發揮應有的正面效應,甚至超出預想的正面效應。實際上,如果眞要說最低工資時機不成熟的話,只能說在最低工資水平以下的勞動者怨恨還未完全爆發,但一旦爆發引致的社會問題,必將波及到經濟發展環境,而經濟發展環境的波動給企業帶來的損失,將可能遠遠高出企業為最低工資實施所付出的成本代價。


凝聚最大共識

  最後,關於最低工資訂價機制的制訂,特區政府應當積極作為。首先特區政府應當對目前最低工資所涉及的企業的運營進行系統評估,掌握市場均衡工資價格,結合勞資雙方的訴求,充分權衡制訂或者不制訂最低工資所產生的社會成本、經濟成本大小,以及由此導致的利弊得失,以此明確政府的立場,進而制訂出一個勞資雙方均能接受的工資標準;與此同時,還應制訂順利推進最低工資實施的過渡政策和預防負面效應的配套機制,使最低工資立法眞正能夠起到保障僱員權益,同時引導企業積極優化成本結構,推進澳門經濟社會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


  總之,推進最低工資立法不破則難立。最低工資立法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旣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或者政治問題。最低工資立法是一把雙刃劍,旣可以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時也會產生消極的影響,但綜合考量而言,制訂最低工資制度所付出的社會成本要低於不制訂最低工資制度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因而,推動本澳最低工資立法是大勢所趨。只是制訂最低工資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到總體經濟發展環境、相關企業的營運狀況、勞資雙方的訴求,最大限度凝聚共識,從而制訂出一個多方均可接受、而又合理的最低工資制度。


李振宇(工聯總會副理事長,政策硏究曁資訊部主任)

李柔伴(工聯政策硏究曁資訊部助理硏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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